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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称

杨某鹏 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 1. 杨某鹏 继承 杨某刚 、 吴某霞 所有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一号 房屋（以下简称 一号 房屋）， 杨某丹 配合办理该房屋的过户手续； ……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被告是原告姐姐，被继承人 杨某刚 、 吴某霞 是原、被告父母。父亲于 2020年去世，母亲于2021年去世。父母生前留有 一号 房屋一套。父母二人均留有遗嘱，父亲于 2019年10月11日立遗嘱，将 一号 房屋属于父亲的份额在去世后留给 杨某鹏 ；母亲于 2020年7月16日立遗嘱将 一号 房屋其所有的份额在去世后留与 杨某鹏， 双方就遗产继承未达成协商意见，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辩称

杨某丹 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杨某刚 所立遗嘱无效，立遗嘱时 杨某刚 不具有行为能力或者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我方申请对 杨某刚 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法院查明

吴某霞 与 杨某刚 系夫妻，二人育有一女 杨某丹 ，一子 杨某鹏 。 杨某刚 于 2020年8月9日去世， 吴某霞 于 2021年5月16日去世。

2019年10月11日， 杨某刚 立有自书遗嘱一份载明： “我立遗嘱，将我所有的房屋作如下处理：在 杨某刚 名下坐落在北京市丰台区 一号 是我和妻子 吴某霞 的夫妻共同财产。我立本人遗嘱，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去世后留给我儿子 杨某鹏 本人所有（ 杨某鹏 是我唯一房产继承人，不与其配偶形成夫妻财产）。本遗嘱一式二份，我本人收执一份，我儿子 杨某鹏 收执一份。 ”立遗嘱人处有 杨某刚 签字捺印。

同日， 吴某霞 亦立有自书遗嘱一份载明： “我立遗嘱，将我所有的房屋作如下处理：在 吴某霞 名下坐落在北京市丰台区 一号 是我和丈夫 杨某刚 的夫妻共同财产。我立本人遗嘱，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去世后留给我儿子 杨某鹏 本人所有（ 杨某鹏 是我唯一房产继承人，不与其配偶形成夫妻财产）。本遗嘱一式二份，我本人收执一份，我儿子 杨某鹏 收执一份 ”。立遗嘱人处有 吴某霞 签字捺印。

2020年7月16日， 吴某霞 立有自书遗嘱一份载明： “我立遗嘱，因我年岁过八十，和儿子 杨某鹏 一起生活，当我年老离世后，我的财产，我的一切财产都由我的儿子 杨某鹏 一人继承（不与其配偶形成共同财产）。本遗嘱一式二份，我本人收执一份，我儿子 杨某鹏 收执一份 ”。立遗嘱人处有 吴某霞 签字捺印。

庭审中， 杨某丹 称 杨某刚 患有帕金森病十余年，运动障碍加重并出现认知障碍， 2019年10月 杨某刚 病危，当晚确诊肺癌，住院期间嗜睡，存在时空认知障碍，遗嘱中清楚记载产权证编号，且文字较多， 杨某丹 有理由怀疑该遗嘱内容系 杨某鹏 拟定要求 杨某刚 抄写， 杨某刚 在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无法辨析遗嘱内容及法律后果。 杨某丹 申请对 杨某刚 在 2019年10月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司法鉴定所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 “经审查，本案涉及既往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定，本案委托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庭审中， 杨某丹 再次要求进行鉴定，本院未予准许。

庭审中， 杨某鹏 提交 吴某霞 起诉 杨某丹 赡养费纠纷一案卷宗材料，载明 2020年5月， 吴某霞 、 杨某刚 起诉 杨某丹 ，要求 杨某丹 每月支付赡养费 …… 后 杨某丹 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该案二审期间， 吴某霞 去世，案件终结诉讼。 杨某鹏 主张 杨某丹 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不尽扶养义务，依法应不分得遗产； 杨某刚 去世后，妻子 吴某霞 系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 杨某刚 遗产时应予照顾， 杨某刚 遗产的 50%应归 吴某霞 所有； 杨某鹏 系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多分遗产，取得另 50%份额。

杨某丹 不予认可对父母未尽赡养义务，称 杨某刚 、 吴某霞 提起的赡养费纠纷，系 杨某鹏 以父母名义提起的诉讼，本意不是让 杨某丹 照顾父母，是让 杨某丹 负担巨额费用，父母有钱，经济上不需要帮助。 杨某丹 提交与父亲的通话记录、探望父母的照片一组、女儿女婿参与父亲疾病治疗的图片及与急诊医生的沟通记录等，证明其与爱人 贾某浩 对父母的赡养情况。 杨某鹏 对此不予认可。

裁判结果

杨某刚 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一号 房屋由 杨某鹏 继承， 杨某丹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配合 杨某鹏 将该房屋过户至 杨某鹏 名下；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继承人继承。 杨某鹏 提交的 杨某刚 与 吴某霞 遗嘱，形式无瑕疵， 杨某丹 对 杨某刚 立遗嘱时行为能力提出异议，未有有效证据予以佐证， 法院 不予采纳，认定涉案三份遗嘱合法有效。

依据遗嘱内容， 法院 确认 杨某刚 名下房屋由 杨某鹏 继承。